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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可怜的麻雀（第5页）

“我可不想给你打一辈子工。”

我笑着说。

“不是给我打工，是为孩子们做福利。”

山田辩解道。

“奠基仪式我一定出席，可是这校长嘛，我可不想当。”

我的语气显得很坚决。

“你还想回中国？”

山田问。

“当然了，我的汉语还没学成呢。”

我说。

“不会是中国有人在等你吧？”

山田用深邃的目光盯着我。

“也有可能吧。”

我含糊地回答他。

举行奠基仪式那天，场面很隆重，许多山田生意上的朋友都来捧场，我和父亲也出席了。山田给我父亲深深鞠了一躬，并请我父亲坐了首席。看到山田从一个昔日的穷小子变成今天致力于支持日本教育事业的一位企业家，父亲和我都由衷地替他感到高兴和骄傲。

接下来就是筹备建校事宜。我虽急着回中国，但看到山田那么忙，身边也确实没有他可信赖的人为他做这样大的事，于是只得暂时留下来帮他，等忙完这段再回中国。就这样，我整天穿梭在工地、建材市场、审批部门之间，就连和山田见面的机会也很少。在此期间我给军打过几次电话，往他工厂的收发室打的。军说他工作还好，不累，生活很充实，双休日有时间就回乡下老家，闲时躲在宿舍里看书。我问他想不想我，他不答，只是问我想不想他。

中国旧历的腊月三十来到了，我身在日本的家中，可心却始终在军的身边。多么想给军打个电话呀！可是他家里没有电话，记得临别时他给了我一个村中食杂店的公用电话，说有事可以往这部电话上打，让人叫他去接。虽然觉得不方便，但我实在想在这样的日子听到他的声音，我想他也会期待听到我的声音。算好中国时间，估计军应该吃过晚饭了的时候，我往那部公用电话拨了过去。那家主人答应为我去叫军，并叫我十分钟以后再打。十分钟后我又一次拨通了那部电话，那家主人这样答复我：“我刚才去了他们家，他们家锁着门，屋内开着灯，屋里一个人也没有。”

我不禁一愣，记得军对我说过，他们中国人年三十这晚都要呆在家里，叫做“守岁”

，可为什么他家里会没有人呢？我满腹狐疑地度过了这难耐的一夜。

第二天我又一次拨通了那部电话，军的老乡这次没让我等待，他直接告诉我说军于昨夜从家中走失了，他的家人正在四处找他。我的心不由得一颤，想起了这半年来我和军交往的一些细节：每次我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总会无缘无故地发呆，有时会突然问我一句不着边际的话，有时问我的问题怪怪的，叫我无法回答。他的心理压力似乎很大，总说要多挣钱，要还父母的钱，报父母的恩。我说我有钱，你用我的钱不是一样？他总是不置可否，时而轻轻摇头。

当第三天我拨通那部公用电话的时候，我听到的是一个霹雳般的消息：军的家人在一个镇的铁路旁发现了军的尸体，他的身上穿着一件羊绒大衣。我泥塑般地站在电话机旁，听筒从我的手中滑落到了地板上。我半年多的努力全部付诸东流了，军最终没能战胜自己，没能驱除心头的魔障，他没能等到他的好日子的到来，却被无边黑暗的过去包围着，紧紧地包围着。他在作茧自缚吗？军，你为什么不能用光明驱散黑暗？你还没有还父母的债，还没有报父母的恩呀！

我马上买了机票。大年初四的早晨，我乘坐的飞机已经在哈尔滨太平国际机场降落了。我给军的厂领导打了电话，正好他们今天准备去军的家中帮助料理丧事。

我们一行四人坐着吉普车下了公路，来到了这座荒僻的乡村。吉普车走在一条土路上，走在一条颇不平坦的土路上。路的两旁是田地，地里满是积雪，积雪下时而露出没有被收回的玉米秸秆，秸秆在寒风中瑟瑟发抖，颇像坐在车中的我。村庄我已看得很清晰，东西能有五百米长，南北能有五六条街。我们遇到一位老乡，在他的指引下，汽车停在了入村第二条街的一座红砖房前。

我们下了车，这时早已转过来一群人。厂长忙问谁是军的父亲，一位看上去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上前握住了厂长的手，眼中含着热泪。人群簇拥着厂领导进了屋，我则向人打听军出事的经过。

他的四叔说军这次回家就显得不太正常，在家很少和人说话，没事总爱往外走。因为以前有过走到外村的先例，所以他一出去家人总会跟着他，他倒也不和家人计较。军偶尔还会出去和小时候的朋友打会儿麻将，但都知道早些回家。三十那天晚上他要去村东头的二叔家看奶奶，当时军的父亲在食杂店闲坐，那是村里人的“俱乐部”

，没事的人时常在那儿谈天说地，军的父亲也是那里的常客。军的母亲在厨房准备饺子馅，因为这天晚上零点要吃饺子。军的弟弟在屋外劈柴禾，他想：“过年了，多烧点，让家人暖暖和和过个年。”

大家听说军要去二叔家，谁也没担心，毕竟很近嘛，于是就没有去跟他。可是，零点快到了，快吃饺子了，军还没有回来。弟弟着急了，忙去二叔家打听，可二叔说军没去过他家。这下全家人都慌了，忙到村里各家各户去找。结果都没找到，军根本谁家也没去。第二天大家又到邻村去找，终于在前天找到了军，他死在一个镇上，是被火车撞死的。

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对军的亲人们稍稍作了一番安抚，转身离开了人群，沿着铺满白雪的乡街，来到军曾经读书的小学。这所学校的面积还没有我家住宅的面积大，红砖墙面，上面是青瓦。学校的三面种着白杨，干枯的树枝被寒风吹得呜呜直响，几只麻雀在树枝间乱窜，它们是找不着家了吗？

学校正在放寒假，教室里没有孩子。房前的小操场上是一块被耕种过的地块，上面还有枯黄的茄子秧。这就是曾经哺育过我深爱的军的学校吗？军小时候是在这里读书吗？久居在城市的人们，你们知道在农村还有这样的学校吗？

一只小麻雀在我的面前跳跃着，我朝它走了过去。他没有飞走，我很奇怪，又向前走上几步，它还是不飞。它可能是飞不动了，是累了吗？还是确信我不会伤害它？我俯下身，把它抓到手里，它好奇地看着我，似乎在问我：“你这么远来就是来看我吗？”

看着可怜的小麻雀，我落下了泪。在这样寒冷的冬天，它会去哪里觅食呢？它可能饿了吧？它像我的军一样的可怜。我把它揣到了怀里，迈步向村委会书记家走去。

书记姓吴，他热情地接待了我。我没有说出我和军的关系，只说我是一位中日民间友好协会的工作人员，想为村里捐点钱，建所新的学校。吴书记很高兴，他说他也知道学校太破旧了，早该盖新的了，可是村里没有钱，上边也不给拨钱。我没有在书记家久坐，交待完善款的使用事宜后就起身告辞了，吴书记将我一直送到军的家门口。这时军的领导们也已做完了家属的安抚工作，我们一起上了车，离开了军的家。我回头望了一眼这间曾经为军遮风挡雨的小屋和辛勤养育军长大的慈祥的父母，心头一阵酸痛。

回到哈尔滨，我的情绪总是无法平静，军的音容笑貌总是萦绕在我的脑海里驱之不去，看来我是无法再在这座军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城市里呆下去了。我决定回日本去，再也不来中国了。

正月十三那天我雇了一辆汽车，去了军出事的那个小镇。返回哈尔滨后，我马上办理了退学手续，然后回了日本。

我把那只小麻雀也带回了故乡，并专门为它订做了一只三十立方米的大鸟笼，每天按时喂食、饮水。在我的精心照顾下，它终于渐渐丰满起来。半年后，它长大了。我真想放了它，给它自由，但我舍不得。每天看到它，就像看到了军，因为它曾经和军住在一个村子。夜间我有时睡不着，就会起来打开灯，看看小麻雀，它并不被灯光惊醒，大概它心里知道，又是我在窥视它。